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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人一生改名三次，每次改名之后，他的官职都逐步升高，最终，李世民临终时对儿子李治说：“镇不住他，就杀了他。”这并非虚构，而是发生在历史中的真实人物——李勣（原名徐世勣）。

李勣的历史初现端倪时，是在瓦岗寨。那时他十七岁，原名徐世勣，来自山东，父亲徐盖是个地方小吏，尽管家境不显赫，却极为清廉。徐世勣从小聪颖，擅长骑射，喜欢研读兵法。由于他的家族与当时的瓦岗军首领翟让有旧交，他也因此早早接触到了动荡的时代局势。

隋炀帝荒政不断，百姓纷纷起义。瓦岗军正是在劫掠运河粮船的过程中逐步崛起，徐世勣提出了劫掠三仓的计划，瓦岗军因此威名大振。翟让因而把他提拔为心腹，徐世勣也在战场上积累了经验。

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李密篡夺了瓦岗的权力，迫使翟让让位，徐世勣既没有反抗，也没有支持李密，而是选择了沉默。在李密掌权后，出于对翟让的忌惮，他不久就将翟让杀害。徐世勣对此既不言语，也不表现任何立场，始终保持沉默。

那一年冬天，李渊已经在长安称帝，李世民被派东征，李密在王世充的夹击下陷入危机。徐世勣提出了一个建议，他建议将瓦岗军的土地与兵马先交给李密，再由李密转交给李渊。看似忠诚于李密，实则是为自己寻找一个逃避责任的借口。李密败北后，最终归顺了唐朝，李渊对这个稳重的年轻人非常赏识，认为他有古人之风，并赐他“李”姓，改名“李世勣”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。这是他第一次改名，也是第一次升职。

他没有争论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态度，但名与职却都发生了变化。李世勣很快被任命为黎阳总管，封义宁郡公，并随李世民征讨王世充，在破洛阳和陷郑州的战斗中屡立战功。虎牢关之战中，他带领部队突袭窦建德的先锋军，一战成名。

李世勣之所以能够跟随李世民，并非早有预定，而是形势所逼。但他始终沉默寡言，不主动邀功，每次上报战功时，总是平淡地陈述事实，李世民由此评价他为“少言，多中”。

贞观年间，李世民登基，李世勣成为了唐朝的元勋之一，被列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第六位，排名仅次于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和魏征。

尽管李世勣的年纪不算最老，也并非李世民最亲近的人，但他的地位始终位于将领之首。在贞观初期，突厥频繁侵犯边疆，李世民决定派出李世勣出征。贞观四年，他在碛北一战中斩杀了突厥的可汗，平定了西北，北地的胡汉民族纷纷称他为“李将军”。

然而，李世民并不完全放心李世勣。问题开始出现在玄武门之变时，李世勣始终未表态。李建成与李世民的争储已久，几乎所有文臣武将都选择了立场，房玄龄、杜如晦早已归附李世民，尉迟敬德更是亲自手刃李元吉，但李世勣依旧保持沉默。

事后，李世民问他为何不选边，他答道：“大唐社稷重要，臣安敢自乱大局。”他这一句话既没得罪李世民，也没得罪李建成，保持了中立。

李世民沉默了。这种人，虽然不争权，但又难以让人完全信任。他从未表露忠诚，李世民开始对他进行压制，始终未封他为亲王，也未加封太傅。

李世勣深知进退之道，主动请辞，因病不上朝。李世民再次征讨突厥时，他依然奉命出征，但战后便迅速回家，不与权力争斗。

贞观二十三年，李世民病重，将帝位传给了太子李治。临终时，他只留下了一个名字：“李勣。”并叮嘱李治：“镇不住他，便杀了。”这句话成为李治的记忆深刻，他继位后，第一道命令便是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，外放，理由是“久在中枢，宜避嫌隙。”

李勣接到命令后，当夜便收拾行李，连家也没回，径直出发，没有任何申诉，也没有任何告别。他明白，这次并非完全的贬职，而是李世民留给李治的一道政治考题。如果他反叛，便可被正义除掉；若选择默默离开，李治则可用之。

李勣的预判完全正确。半年后，李治召他回朝，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，参与朝政。此举令朝中的文臣感到震惊，但李勣依旧保持低调，从不争权。他曾说过：“国家之事，吾尽臣节；家事，主上自决。”

武则天即将成为皇后时，朝中群臣反对，李勣对此表示：“这是家事，不关臣等。”一句话将所有人一笔勾销。

李勣重新进入中枢后，尽管朝中人心尚未稳定，李治年幼，权力薄弱，朝中实权掌握在长孙无忌、褚遂良、于志宁等人手中，但李勣依然沉默不语。他既不结党营私，也不显露权谋。即使如此，唯有武则天暗中敬重他，因为她看得更为清晰：李勣虽有军权与威望，但他并无任何野心。对于一个真正的权臣来说，最重要的并非手握兵符，而是懂得何时退让。

显庆二年（657年），西北突厥复兴，李治问谁可出征。长孙无忌推荐薛仁贵，褚遂良推荐程知节，然而都不合适。武则天便提议：“李勣可。”尽管此时李勣已年近六十，体力已衰，须发皆白，但他听从命令，毫无怨言，立即出征。

三天后，他便在西北取得了胜利，突厥可汗亲自投降。唐军追至金山，俘获了五部首领，西北的动乱彻底平息。

李治亲自前来郊外迎接，宴请三日。在宴会上，李治举杯对李勣说：“将军功高，朕安得无忧？”李勣放下酒杯，淡然回应：“陛下宽仁，臣无他心。”全场寂静。

这场胜利之后，李勣声名鹊起，获得了中书令、司徒和太子太傅等重要职位，但他始终不参与朝政，不干涉朝议，也不结党营私。

一次早朝，太子李弘向李勣请教如何处理朝中的事务。李勣答道：“读史，观人，不多言。”另一次，他的家仆私下替他求一个亲王做官，结果被发觉，李勣当众将其责打三十军棍，立即驱逐出府。他曾明确表示：“吾一生不养事权之徒。”

这是李勣的第三次立名，然而，他不再改名，因为此时他已不再需要改变任何事物。

公元669年，李勣病重，他病榻被安置在尚书省偏殿。武则天亲自前来探望，并问道：“将军是否有未竟之言？”李勣闭目良久，回答：“国家大事，无非权衡，小人易除，君子难留，皇后自知。”武则天默默不语。

他又说：“吾死后，葬我旧丘，不必陪陵。”武则天点头应允。

李勣去世的当天，武则天下令，文武百官皆穿素服，唐高宗李治亲自出席葬礼，诏曰：“社稷柱石，斯人而已。”朝中许多臣子纷纷上表，要求将李勣陪葬昭陵，但武则天拒绝了这些请求，表示：“他生前从不争名，死后不必扰圣地。”

最终，李勣葬于昭陵旁的一座独立丘陵，墓志中未提功绩、战功与封号，只简单记载了“李勣，忠武”四字。

有些人说他是墙头草，谁得势就跟随谁；也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绝顶智者。但李勣活到了七十五岁，顺利退出了政治舞台，死后无祸，后人追谥他为“忠武公”。

只有武则天明白，李勣一生最大的智慧，不是征战沙场，不是精谋深算，而是始终懂得在权力面前“退一步，江山不归我”。